《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 （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简称TBT协议。是世界贸易组织管辖的一项多边贸易协议，是在关贸总协定东京回合同名协议的基础上修改和补充的。它由前言和15条及3个附件组成。主要条款有：总则、技术法规和标准、符合技术法规和标准、信息和援助、机构、磋商和争端解决、最后条款。协议适用于所有产品，包括工业品和农产品，但涉及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由《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进行规范，政府采购实体制定的采购规则不受本协议的约束。

SPS协议全称为《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的协议》，为防止一些WTO成员方借口保护生态平衡设置一些不合理的检疫措施和标准，影响国际贸易的正常发展，WTO制定了《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定》（简称SPS协定），是对成员国管制进口产品原则和规则的具体规定,是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在长达８年之久的乌拉圭回合谈判的一个重要的国际多边协议成果。

在适用范围上，《SPS协议》的适用范围界定清楚但相对狭窄。协议第1条规定：“本协议适用于所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国际贸易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其中，“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以下简称SPS措施）则专指由其附件A第1条所下的定义：“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用于下列目的的任何措施：（a）保护成员领土内的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免受虫害、病害、带病有机体或致病有机体的传入、定居或传播所产生的风险；（b）保护成员领土内的人类或动物的生命或健康免受食品、饮料或饲料中的添加剂、污染物、毒素或致病有机体所产生的风险；（c）保护成员领土内的人类的生命或健康免受动物、植物或动植物产品携带的病害、或虫害的传入、定居或传播所产生的风险；或（d）防止或控制成员领土内因虫害的传入、定居或传播所产生的其他损害。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包括所有相关法律、法令、法规、要求和程序……。”由此， 我们发现，由该协议所调整的SPS措施其实就是用于防范所列举的四种风险（以下简称为特定风险）的各种技术措施。换言之，它们原本是属于TBT措施范畴的，是被《SPS协议》“特定化”了的TBT措施。经过特定化处理，使它们得以与其他TBT措施（或称之为“非SPS措施”）明确地区别开来。与《SPS协议》这种明确但相对狭窄的适用范围比较而言，《TBT协议》的适用范围无疑要广泛得多，也不易把握得多。概括地说，它包括了适用于针对所有产品，包括工业产品和农产品所采取的一切措施，而仅排除了“政府机构为其生产或消费要求所制定的采购规格”（政府采购的技术规格）与“《SPS协议》附件A定义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SPS措施）。 两种不同的定义方法相结合——前者穷尽列举SPS措施的使用目的而形成明确的范围界限，后者“兜底式”加以概括——组成一个法律规制范围的完整集合体，从而有效地保护了“两协议在职责上的分工不应在管辖范围上造成任何空白”。两协议在内容上，特别是在各自所体现的对GATT相关条款的解释作用方面亦相得益彰。尽管两协议都被视为是根据GATT第20条（b）项授权采取的“为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的解释， 但它们仍存在着根本的差别。一方面，《SPS协议》完全就是对该项条款所包括的一般例外的解释，或者说补充与具体发展了其规定内容；而由《TBT协议》所涉范围的广泛性所决定，第20条（b）项只构成其涉及范围的一部分，即它所有措施中的，为保护人类及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那部分措施。另一方面，《SPS协议》的所有内容都紧紧围绕第20条（b）项，对作为例外的“保护人类及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措施的动机和它的“必需性”加以诠释。由此，凡符合了该协议各项规定的SPS措施即可被视为满足了“例外”所要求的条件，得以豁免GATT的相关义务。《TBT协议》则不然，虽然在字面意义上，TBT措施也可归于GATT第20条所列的若干例外事项，但该协议本身并没有从解释例外的角度出发，更没有具体规定构成例外的标准与条件，而是直接地、更为具体地重申了GATT的基本义务。